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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清箫

岁月积累的是智慧,回顾所来路,已撒满诗意的月光

 
 
 

日志

 
 

谈谈《桃花源记》中的渔人视角  

2011-11-21 07:33: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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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语文,读文学作品,是一个常学常新的过程。蒋捷有词《虞美人?听雨 》云:“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首词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年龄不同,阅历不同,处境不同,面对同一事物,生出的感悟与体会必定不同。《桃花源记》这文章,自己和它结缘很久了,从初中里的初相识,到上班后的几轮教学,外加多次听公开课,可以说对此文是历久弥香,愈嚼愈有味。

以往读《桃花源记》,只关注到作者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桃花源”这个客体,关注的是作者笔下的景物与民风,并不曾留意文章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渔人。说渔人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线索人物。

渔人发现了桃花源;渔人在桃花源里“停数日”,引领我们感受桃花源如诗的风景,淳朴的民风;渔人离开了桃花源,并引领太守重寻桃花源。渔人是线索人物这个作用很容易被人理解,这里不多赘述。

2.作者代言人。

我们认真剖析渔人性格,就会发现这个渔人不是一般的渔人。文章开头说“武陵人捕鱼为业”,可见他是个职业的渔夫,可是“缘溪行,忘路之远近”,这表现得“很不职业”,一个把捕鱼当事业的人,怎么可以“忘路之远近”呢?可见他有点心不在焉。“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夫的眼里已没有鱼了,他的心随花瓣的飘落而摇曳,这还是一般的渔夫吗?这样审美的目光,必定是个“诗渔”了。“欲穷其林”,他彻底忘记了捕鱼这件事了,这与普通渔民眼中唯有“柴米油盐”生计琐事多么不同啊,我们不由得就会联想到陶渊明自己的诗句“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那个不专业的农人和这个“不务正业”的渔人何其相似!进入桃花源,渔人并不急于赶快回去捕鱼,而是“停数日”之后才“辞去”,这等从容和悠闲,更有陶氏之风了。离开桃花源,渔人还要“诣太守,说如此”,可见他不是仅仅为了满足一下猎奇心理,他见太守,必是有其目的的。什么目的呢?让他违背“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承诺?他不是将此事透漏给家人邻人,而是急匆匆直奔太守,可见他是希望太守这个执掌权柄的人能够有所作为,什么作为?当然是构建现实中的桃花源。由此,我们推断,渔人就是陶渊明的代言人(但不能说渔人就是作者本人,渔人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他的身上折射了作者的思想)。陶渊明假借渔人之名,构建自己心中的理想蓝图。

陶渊明本来是有“大济苍生”的宏愿的,他从少年时的“猛志逸四海”,到老年时的“猛志固常在”,始终对世事没有淡忘。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更兼晋末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官场黑暗且血腥,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不得已选择。他的“穷则独善其身”,很显然是因为“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遭遇了挫折,所以渔夫也罢农夫也罢,毕竟自己不是无知无识唯求丰衣足食养家糊口的凡夫俗子,所以虽然身居东篱之下,仍时常流露心系苍生之念,并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寄托。

3.独特文化符号。

渔夫这个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已经成为一种文学典型。王开东在《明朝散发弄扁舟——“渔父”形象解读》一文中说:“经过漫长时间的淘洗,渔父不再是一个语词,而是一个叠加的意象,一个浓缩了丰富文化色彩和哲人前思的“那一个”。它不断出现,不断被书写,成为隐逸文化的一种象征,成为荣格所说的原型。渔父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源自民族记忆和原始经验的集体无意识。”

我们从文学作品中追溯渔夫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庄子》:

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归真也。”(《庄子·杂篇·渔父》)

这里的渔夫道骨仙风,侃侃而谈,指出“真”是“精诚之至”,“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指出“强哭者”“强怒者”“强亲者”的“强”是对自然本真的违背,因而“不哀”“不威”“不和”。渔夫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反衬出孔子费心劳神,扰扰为名所累的窘迫。当然,这是《庄子》作品假托孔子与渔夫对话来宣扬道家思想,是道家对儒家的微妙嘲讽,我们这里只谈渔夫形象,不做儒道之争。

接下去著名的渔夫形象就出自于屈原的《楚辞》了:“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这又是一次儒与道的对比,面对社会的黑暗、污浊,屈原执著、决绝、不苟且、不合作、不低俗,明知不可而为之,始终坚守着人格高标,宁愿舍弃生命,也要放声呐喊,纵然理想破灭,也要精神清洁。屈原这种民族脊梁式的人物,是践行儒家精神之楷模,自然获得千古景仰。但是我们同时也为高歌一曲,飘然而去,随缘任运,率性洒脱的渔夫形象所吸引,甚至疑惑,难以判定到底是虽心系苍生但归根结底却是为统治者奔走的屈原更伟大,还是听从心灵召唤自由遁迹山野的渔夫更高尚。

其后关于渔夫的诗歌中,非常著名的便有柳宗元的《江雪》和《渔翁》,在“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卓然孤绝与“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的飘逸洒脱之间,儒与道已经矛盾统一于一人之身。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借客之口说“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又自己出来反驳,“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个客与我之间的对话其实就是苏轼内心的儒与道的纠结。
举此二人之例,意在说明儒道两种思想在后来其实已成为很多古代文人文化性格中兼而有之的成分了。二者此消彼长,双峰对峙,看似分歧,实则同源。儒与道在“中庸思想”这里其实是圆融互通的,所以两者究其根本是“和而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尖锐冲突,因此才可以和谐共存于同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也和谐共存于同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
那么我们再来反观陶渊明,显然,他就是儒道合一的先行者,在他的“渔夫”视角中,我们看到的不是遁于世外不问浮沉的纯粹个人修道者,而是一个关注民生,努力探索出路的热肠人。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陶渊明的社会理想终归要幻灭,但他这不复得的路却是后人依旧探寻不休的路,吸引着“南阳刘子骥”们心驰神往,历久不息。
两岸青山,一带碧水,始终是仁者智者精神的寄托与向往。渔夫的队伍里一旦加入了这些文人墨客,必会给渔人生活注入文化色彩。“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渔歌穿越历史风云,成了口口相传的丰碑。秦砖汉瓦做了古,唐风宋韵却吟诵不绝。我们从渔人这个独特视角里,可以窥见中华文化之精华,关照古今文人之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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